我叫徐小平，1958 年 5 月出生在江苏泰兴，22 岁离开泰兴，32 岁出国，40 岁才回来创业，50 岁再次启航走遍世界。心灵深处的那个故乡，它是我的作为人的根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泰兴人。

　　我小时候出生的地方叫三井北巷，三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水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我现在唱一首歌，保证痛哭流涕。

　　三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水井

　　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

　　洗一篮青菜

　　洗一筐衣裳

　　也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

　　人群总有一位苍老的妇人

　　她默默地洗衣每天都那样忙

　　洗一篮青菜

　　洗一筐衣裳

　　也洗出我和姐姐

　　一日三餐和童年的梦想

　　哦 妈妈我要回到三井巷

　　我就要流泪了，这是我写的一首歌。由于我的这首歌，也由于三井巷的三口水井，是一个真正的地方上的文化标志，所以泰兴政府就把这口井保护起来了。我觉得这首歌写出了、浓缩了我对家乡的美好的那种风景和人情的一种回忆与神往。

　　泰兴只不过是一个三万人的小镇，他们说叫穿城三里路其实就是一千五百米，路边是青苔中间是石板。现在想想老城很小很小，有护城河环绕，而且我们的护城河有两道护城河，所以我小镇出去一两百米、两三百米就是一道小河围着泰兴镇，然后再往前走又是一道河。

　　我父亲是泰兴镇的镇长，小城是一个充满人情世故的地方，即使在那个政治氛围特别紧张的时候，我父亲走到街上，那些炸油条的、上皮鞋的、擀面的、打铁的都会一路说，徐镇长，徐镇长。

　　我深感一个小镇王子的那种自豪感，这是我小时候的感觉，所以我们跟左邻右舍的关系都特别特别好。但是当时我感觉不到特权也没有一点优越感，我小时候的玩伴全是那些比如说炸油条的孩子、擀面店的那些子弟。

　　真的到了文革的时候，起码在我的世界里边并没有太多的那种激烈的东西。比如讲了要批斗我爸工人造反队的队长就说，徐镇长明天晚上要来抓你和你的儿子，明天晚上他们要来抓你你躲一躲。所以小镇有小镇的那种无限温馨的地方，我母亲说邻舍好赛金宝，我们那个左邻右舍的人会经常说一句话叫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说北京人不可能有这个文化。要是小农村也不会有这种强调这个东西。恰恰是三万人小城，它有城市的这种空间但是又是一个乡村的一种密度。

　　现在说中国人要办事，你得找熟人对不对?泰兴，找人、有人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的习惯甚至成了一种信条。而泰兴的周边，比如一公里以外，我们就称之为乡下，我的爷爷就在乡下，现在开车十分钟就到了，但当年我曾经坐船坐了整整一天，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边，你可以想象，人们的眼光能看到多远呢?人们的心能飞到多远呢?所以小时候的泰兴城小人少，与外部世界也是隔绝的。

　　每一座故乡都是守旧的，但是每一个故乡又都是渴望着外部世界的。我的青少年时期是以读书、写作、以做文学梦而定性的。

　　但是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更难忘的独特的记忆就是，我家前面有一个酱园店是卖萝卜干的地方的，你来买五分钱两分钱萝卜干，用一个纸把它包着那些纸怎么来的呢?都是他收的旧书，结果有一天我在酱园店里面看见了有大量的人把家里的那些所谓的封资修的书，各种各样的文学著作，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卖给这个酱园店，都用来包萝卜干然后我就跟萝卜干小老板说，这样我把我家里我爸爸订新华日报、江苏省委机关报跟你换这些书。

　　这些书都是禁书，结果我阅读了大量的那个时代一般的孩子读不到的书，结果换书的活动持续了一年多，就在那里找到了一本书掐头去尾我不知道什么书，但是我从头看到尾如痴如醉读的，很快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书，这是鲁迅的这个小说合集，你知道吧《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那个里边呢有一篇文章叫《孤独者》，鲁迅说他经常半夜像狼一样嚎叫，就那种意向啊，那种苍凉的感情打开了我的情感世界吧。

　　我在那里读到了郭沫若的《郭沫若全集》《郭沫若选集》吧。里边第一卷就是女神是啥，假如女神是五四时期整个中国精神觉醒的标志的话，那么它也唤醒了我对外部世界的(渴望)，那种召唤渴望离开泰兴，渴望拥抱外部的世界，渴望读到更多的书，见到更多的人，去游历更加壮丽的未来。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外部世界的神往和在小城的那种田园的安逸和宁静在我身上不矛盾。如果我不离开泰兴，如果没有机会离开泰兴的话可能会很遗憾。

　　我 22 岁离开泰兴，32 岁才出国，40 岁才回来创业，然后 50 岁再次启航一下，走遍世界。心灵上头的那个故乡，那个充满了那种家长里短、充满了那种人情世故，是我作为人的根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是 1978 年，我 22 岁的时候离开泰兴到北京上大学。当然 22 岁上大学不是因为我弱智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所以等到我来到北京以后，在狂热的兴奋欢乐之后，当然这是无与伦比的波澜壮阔的新的人生。但是我有一个不适应，我说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边那么多著名的胡同，我总觉得丢失了某种东西，后来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故乡的青石板，然后两侧的那个墙角的青苔以及这个墙缝里边那种一朵小花对吧一摞小草。北京没有这个感觉，这第一。第二，我在北京吃东西永远感觉到也是不对劲，现在我才知道对吧就是北京的青菜和泰兴的青菜是不一样的, 北京的猪肉和泰兴那种家养那个野地里的猪肉完全不一样。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北京的一草一木，北京的这个那种风土人情和我渴望的梦想的完全不一样。

　　在北京大学当然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最终呢在种种选择当中，我这个出了国。1980 年流行一种东西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而这个根本原因在于在突然打开的国门面前我们看见了中国和世界比起来起码在经济上是多么的落后，当然我们知道不仅是经济落后了，各方面值得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作为七七、七八级的那个应该说了解了世界的人们，我们有一种原始的冲动、或者有一种崇高的召唤，这就是学更多的东西、了解更多的世界看看它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什么东西。

　　1987 年的最后一天，我就离开了北京飞到了美国，追求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但是我到了国外我突然要重新看我自己，比如说我在泰兴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中央音乐学院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在北京大学是一个能够给北大学生带来灵感的人，但是我到了国外我突然发现我不是人了。

　　比如说说话，人们会说我声音太大，言行举止人家说我太土，所以在一种崭新的文化面前，我发现我无所适从，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去适应它。这个期间我就做了一系列的摸索，其中包括我在 Pizza Hut 必胜客送过披萨，每天就开着我那个车四五点钟去，有人订披萨，放到车里，然后送到人家家里去。那个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早点把披萨热乎乎地送过去，十八块五毛那个样子，一般人家给你二十块，我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英语是，Keep the change. Don't worry about it. 就不要找钱了。然后我就带着这个小费一点一滴的回家。

　　到了夜里，一般来说我能挣五六十块钱一兜满把是铜的和银的，像阿Q 一样。这种打工给我带来的养家活口的这种经验我终身难忘，这也构成了我的一个至今不变的一个性格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打工的时候，我最盼望就是多拿一点小费。如 20 块钱给一块很高兴，两块相当高兴，三块最高兴了。有一次有一个人 15 块钱的那个单子给了我 20 块钱，我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我不管走到哪里我一定要给为我服务的人，给他最多的小费，这是我在打工岁月里边特别温暖的回忆。

　　有一年呢，春节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在跟太太在做红烧肉，我们就拿起电话来打给我母亲，问她怎么做红烧肉，放下电话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温暖。我母亲也为此兴奋了好几年，你知道吗?儿子在万里之外要做一块红烧肉，对吧花几十美元打电话回来问，在这个里边蕴含着泰兴的所有的美味和幸福感。

　　我在国外真正困难的是拿到硕士以后，拿到硕士学位以后，那是 1991 到 1993 年之间找工作找不到，那时候音乐硕士找不到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做一个音乐老师。那音乐老师要去考这个执照，所以那个比较痛苦。但是呢我的第一选择就回国。

　　我到上海去住在一个小酒店里面，一个就是很小的酒店早上起来听到那个像麻雀归灵一样的那个嘈杂声，底下是个菜市场，无限的欢乐。市井的生活对我来说，那种亲切感充满了生活的细碎的，细碎的欢乐和无聊的烦恼那种一种东西，它来自于我的故乡的生活。

　　我至今心灵深处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泰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