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BAT三家都来找过联想的风投，但我们都没有去看。”说起这件事，柳传志不无遗憾。但在那个时点也只能“错过”，一是资金不足，二是眼光不到，甚至连VIE架构都不了解。 “所以我说，中国从制造到创造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少经验，没有经历足够的商业洗礼。”柳传志在6月6日的全球创新峰会上说。

　　现在，柳传志觉得恰逢其时。

　　一个是政府对新事物、新技术的理解和支持增强，另外，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也更加具有商业判断力，能够跨行业、跨地区、跨时空地进行战略布局。在柳传志看来，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在创富完成之后，还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从科学技术的创新拓展到基础科技的创新，比如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善贫富分化的问题。

　　“一个是扶贫，一个是脱贫。马云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扶贫应该由政府来做，也就是把税收用来扶贫，扶贫是什么?扶贫是输血，哪个地方最缺血，哪个人最缺血，就给他输血。脱贫是什么?脱贫实际上是帮助改善造血功能，企业家应该多做这种事情，就是除了提供钱以外，要提供能力，提供资源，比如帮助某个地区人才的培养，帮助某个地区就业，帮助某个地区形成有特色的经济增长能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企业家应该考虑的。”

　　柳传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依文集团对民间绣艺的挖掘，让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创造美，另一个是海底捞，让农民工过上有专业技能、有尊严的生活。“不能说这些商业模式会有多少赢利，但这肯定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企业家帮助脱贫的模式。”

　　“人与人之间的空气已经那么干燥，企业家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也会提高社会的湿润度。”被外界称之为“企业家教父”的柳传志认为这也是企业家应尽之责，而不是要一味去抱怨当下的制度和环境，“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企业家要懂得在中国的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发展”。

　　不过，他也对政策的顶层设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土地的平均有机质含量大概只有0.2%。当年褚时健老先生种褚橙的时候，把土地保养了七八年，才提高到了6%，而联想控股在智利合作的几个农场，最差的一块土地大概有机质也能到12%，有的甚至高到20%——柳传志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更多鼓励企业去海外进行资源对接：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外又在这方面有富余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国外的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土地进行轮休轮种?

　　“这个东西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城镇化，让农民大规模的集中以后，少量的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其他的农民去做别的工作。另一方面，今天当有能力改善资源的时候，又不让钱出去，大幅提高关税不让人家的东西进来，这就是两头都做的不合适了。”柳传志提出，希望政府层面在顶层设计上有更多考虑。

　　以下为柳传志演讲摘录：

　　关于企业家群体

　　我今天想讲的话题是《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

　　这个题目中的主语是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是一个有争议的群体，社会上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对若干负面影响负有责任，我先想讲讲头一种观点，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今天的中国，相较近代历史来看，是空前的富强，在世界上具有空前的地位。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等等方面，但这一切的坚实基础就是经济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说功不可没，无需赘言。

　　第二，中国的企业家对“战略机遇期”这个理解最深刻。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词，我们这些企业家的体会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不管目前把企业做得多好、多么了不起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都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有没有本事把企业做成这样?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说可以。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明白这个大环境确实非常重要。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懂得珍惜世界和平的这个阶段，懂得珍惜稳定的中国，懂得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发展，这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企业家是怎样一群人呢?我想应该是有追求、识大体的一个群体。不论在哪儿，我想人可以基本分两类：一类是属于“过日子的人”，那就是把为了生活能够过得更舒适一些，家里能够更安稳一些等等作为生活目标;也有一些人是所谓“奔日子的人”，“奔”就是要不断的挑高他的目标，达到了之后再往前走再去“奔”。这两种没有好坏之分，但后者比前者风险大得多，因为不光要有勇气、有追求，还要有能力，甚至还要有运气等等，甚至可能奔着奔着就摔下来了，或者结果远远不如人家过日子人的生活，但是整个社会实际是靠这些有追求的、“奔日子”的人在推动着进步的。中国的企业家、创业家应该说正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家主要有三条负面影响。

　　第一，认为对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负有主要责任;第二，认为企业家腐蚀了官员，侵吞国有资产并造成了政治腐败。第三，认为当前假货充斥，部分企业造假售假唯利是图。对上述的这三种说法，作为企业家的一员，我觉得我应该表明态度，以正视听。

　　首先就是针对刚才说的第一种看法。企业家把企业做好，按章纳税，增加就业机会，就是企业家的基本责任，企业家实际上是财富的创造者。如果要消除两极分化，当然有不同的做法。一种就是干脆全拉平，像40年前一样吃大锅饭，一起受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让富裕的人更富裕，但是富裕的稍微慢点，后富的人能够富裕得更快点，这里面政府有责任，就是怎么样把税收用得更好，企业家也应该尽自己的努力。

　　第二是关于勾结官府、腐蚀官员的问题。其实正是由于部分人不能够完全、真正的依法办事，使得企业家公平竞争的环境被破坏。贪腐、官商勾结其实是大多数正派的企业家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这使得我们工作、生活都不安全，我想企业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因此坚决打击贪腐其实是企业家强烈的要求。

　　第三就是诚信经商。这是中国企业家应该遵守的一个基本道德底线。同时，企业家希望国家依法严惩制假售假，包括盗窃别人的知识产权，这也应该是咱们国家改善社会风气的一个重点。如果整个社会毫无诚信可言的话，就是再富裕有什么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了希望。打击假货应该是一个重点。好在并不是难点，当然在执行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具体的细则，执行起来有困难，但是绝对不是大难点，只要政府不懒政，能够坚决、认真地去抓，立法合适，执法中一视同仁，这个就像醉驾一样，确实是能做得了。

　　关于新常态

　　讲完了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看法，下面我想讲的就是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

　　我想，新常态就是未来的世界不确定性大为增强，这个不确定性变化幅度会非常大，变化会来得非常突然。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中，政府自然有政府的责任，而作为企业家这个群体也是有自己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机遇的。

　　我想先谈谈历史机遇。1800年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科技、技术变革等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很少的，到了蒸汽机出现的时候社会变化幅度开始增强了，到什么时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呢?应该是计算机的发明，特别是个人电脑的发明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起来以后，智能互联网的出现让人类社会的发展陡然提升了。在这儿我得多少给自己做点广告，希望中国人还能记得个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联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说这句话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憋不住，还是想说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还是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一方面，政府已经开始对这种创新、对这种新事物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第二，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企业家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带来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优势。从个人电脑开始以后，到今天移动互联网的硬软件的能力，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处于世界前端了。而现在中国企业家，已经懂得怎么把科技成果变成产品，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科研院所归科研院所，工厂归工厂，是分开的。经过了三十多年，我们认识到，科技成果变成产品，变成生产力，变成钱必须是在企业里面实现的，在学校，在科研单位是实现不了的，如果企业家掌握不好这些东西，科技成果就变不成生产力。联想为什么要搞一个“联想之星”呢?就是因为我是从中国科学院出来的，我知道在科学院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就是不知道怎么产业化、怎么推广，拖来拖去就过时了，就被别人超过去了。而在美国的机制就比较成熟，科学家本身非常愿意通过和企业的人合作发展，所以在这个环节中，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能更强调的是科研成果转移，转移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行业里，一个企业要只等大学、科学院的成果转移出来，再去应付市场，华为能行吗?联想能行吗?根本都不可能，自己必须同时有一支坚实的研发队伍，甚至要分成几个梯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另外一个问题是科技创新怎么实现?一个小企业，或者说有几个有科学成果的科学家或者有能力的人，他们怎么能拿到钱，怎么能有创业的氛围，怎么能够把他和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关口。像今天BAT三家基本都是这样，靠自己的研发成果，最后自己变成了大企业，像联想曾经投资的科大讯飞，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群体，最后做大成一个一流企业的例子怕;还有一种就是科技成果形成以后，一个小企业创业到一定程度，并入到大企业里边去，运用大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更为全方位的能力，把这个科研成果推出去。

　　第三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今天中国优秀的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能够跨行业、跨地区、跨时空的眼光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他的战略布局能力。跨行业、跨地域就不用说了，所谓跨时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过去我在做企业的时候，因为钱少，所以非常注意火候到不到，就是市场成熟到什么程度，决定了我往外推不推这个成果。如果市场还没到这个程度，就不能大批的出产品，要不然的话钱就压在那儿了。而现在呢，由于企业家成熟了，资金丰厚了，所以可以提前布点。也许现在看有的东西有用，有的东西根本没用，但我可以先行尝试，火候到了，市场机会也爆发了，这就是眼光吧。早年BAT三家都曾经和我们的谈过投资，但我们一家都没看，一个是当时经济实力还不足够，一个确确实实当时的眼光也不够。那谁投了呢?后来钱都被日本和美国的投资人挣去了。但是时代走到了今天，情况已经不会那样了。现在中国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这种跨时空的战略布局能力，说明我们的企业家们是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个历史机遇的。

　　另外还有一点，借助这个机遇，国家还是要支持企业家走出去的，用好国际资源，应该利用国际资源来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联想控股战略投资的领域之一是农业和新食品，在这方面确实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的企业在中国种植水果的时候，对土地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中国的土地的平均有机质含量大概占多少呢?0.2%。褚时健老先生种褚橙，好好的把土地保养了七八年，大概提高到了6%，而我们在智利合作的几个农场，最差的一块土地大概有机质也能到12%，有的甚至高到20%。那么，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外又在这方面有富余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国外的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土地进行轮休轮种?这个东西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城镇化，让农民大规模的集中以后，少量的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其他的农民去做别的工作。另一方面，今天当有能力改善资源的时候，又不让钱出去，大幅提高关税不让人家的东西进来，这就是两头都做的不合适了。所以我觉得，希望政府层面在顶层设计上有更多考虑。

　　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在社会发展层面，企业家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先富帮后富，这是应尽的社会责任。今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交税、提供就业机会——这其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中国毕竟太大，而且政府改革也有困难，所以企业家本身应该多做些事情。我觉得一个是扶贫，一个是脱贫。马云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扶贫应该由政府来做，也就是把税收用来扶贫，扶贫是什么?扶贫是输血，哪个地方最缺血，哪个人最缺血，就给他输血。脱贫是什么?脱贫实际上是帮助改善造血功能，企业家应该多做这种事情，就是除了提供钱以外，要提供能力，提供资源，比如帮助某个地区人才的培养，帮助某个地区就业，帮助某个地区形成有特色的经济增长能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企业家应该考虑的。